对于北面事务，大汉也不是一概采取保守，军事攻势虽然停止，却大搞政治攻势与经济攻势，针对于诸多的少数民族，刘承祐特地成立了一个衙门，理藩院，由陈王赵匡赞负责诸族的延揽管理事务。

　　东北方向，由于道路阻隔，交通控制，再加辽国有所防备，虽然同室韦、女真、奚人、渤海等族有所联系，但规模终究不大。

　　而朝廷的重心，主要放在同高丽国的交往上，这三年间，双方往来密集，政治上的联系日趋紧密。高丽王王昭，对朝廷十分顺服，几番遣使入朝，进贡学习，并延请朝廷派人指导其制度建设。对此，刘承祐派了不少博士、僧侣、道士东渡，当然也有些官吏。

　　这几乎是一场政治扶贫，自从平定叛乱后，高丽王权威大涨，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再加上，扯着大汉的虎旗，其改革已大见成效。等到乾祐十五年，高丽国已是内部矛盾得到控制，功臣、贵族的弊病得到改善，王权得到强化，国力也逐渐迈向开国以来的顶峰。

　　对于高丽国的情况，刘承祐也有所关注，就刘承祐本心而言，或许并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然而，个人情感终究不能影响到国家大略，针对辽国，高丽是刘承祐选择的一个得力盟友。再加上，此时的高丽国，对大汉也足够恭顺，并且在对辽之事上，早已取得共识。

　　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济利益，两国之间，每岁通航的海船达两百多艘，两国贸易开历年之最。从中，大汉获取了不少的收益，尤其是大量的铜料自高丽输入。

　　而在与高丽的交通之中，更东的日本也得到消息，开始组织使者，朝觐中原。

　　相较于东北方向的平静，西北的局势，则要更复杂一些。首先是定难军，自李彝殷被扣留在东京后，其内部果然产生了分裂。

　　明眼人都知道，李彝殷是被朝廷强留的，但是，并没有造成定难军上下同仇敌忾、共度时艰的局面。一方面源于朝廷的政治攻势，一方面也因为定难军内部的矛盾，很多人都有意采信李彝殷是留恋开封浮华而舍弃夏绥，不愿西归，在开封享福。

　　起初，李彝殷在进京前，做好了一些交待安排，重任落在其子李光睿身上。而事实上，这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李彝殷不在的前期，李光睿也确实掌控了定难军军政大权。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就出现了，出在拓跋李氏内部。仅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理由，就可以拿来攻讦，再加上选择性地拿李彝殷的事情来打击其威信，如此一来，矛盾日益凸出，到乾祐十四年，李光睿已经无法彻底控制局面，定难军形成了事实上的分裂。

　　首先是遂州节度使李彝全，不奉其令，并向朝廷上表，弹劾李光睿，窃取帅位，图谋不轨。紧随其后，是银州刺史李光俨，虽然不似李彝全那般直接，却也有疏离态度。

　　至此，定难军所辖四州，真正听命帅府的，只有夏宥二州，而完全受李光睿掌控的，也只有夏州了。于定难军而言，更艰难的，是节度使还远在开封。

　　定难军的分裂态势，固然有卢多逊在背后挑动，推波助澜，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内部矛盾。而其矛盾根源，也在于节度世袭。

　　拓跋李氏的崛起，关键在于李思恭，那是党项定难军的奠基人，哪怕李思恭已死了半个多世纪，在很多党项人心中，其威名犹在。

　　然而，李思恭死后，以其子少不更事，承继节度位置的是其弟李思谏。李思谏死后，李思恭之子李彝昌继位，但又因兵变被杀，帅位落入李仁福之手，属李思恭之弟李思敬一脉，一直到如今。

　　李仁福后是其子李彝超，直至李彝殷，从其世系流转就可知，定难军的传承隐患很大。李彝殷若在，以其二十多年在位的掌控能力，足以弹压。

　　然李彝殷不在，李光睿一则威望不够，二则无朝廷敕书，老辈的事情，历史的遗留问题，就都可以拿出来说道了。

　　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础足够深厚，否则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业都是问题，很有可能在反对者的力量下被驱逐。

　　事实上，卢多逊就曾汇报，遂州的李彝全联络他，希望能取得朝廷的支持，驱逐李光睿，使夏州真正归附朝廷。然而，其小心思，哪里能瞒过朝廷，给出的反应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当然这也算表明态度了。

　　对于定难军如今的形势，就朝廷而言，已经满意了，内部分裂纷争，却也没到同室操戈的地步，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完美。

　　事实上，倘若定难军真的内战了，于当下的大汉而言，反不是好事，那很可能影响到整个西北局势。不过，他们也暂时没有内战的基础，外有朝廷的把握，内部则是夏绥银三方互为牵制。

　　而一旦有先动者，又很可能引起公愤。定难军的分裂，始终局限于其内部，而其他党项部族，少有参与，都是默然坐观，而是在积极与朝廷所控州县交易。

　　去岁夏，苦于内部难宁，争端不休，心力交瘁的李光睿以夏州留后身份，向刘承祐上奏了一封奏章，大概意思是希望能够放还李彝殷，还夏绥百姓以安宁，他愿自己赴京，做质子。

　　对此，李彝殷“主动”回了一封信，说他在东京待得很好，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正当安享晚年，让他善掌夏州军政。其后，朝廷便下了一道制书，正式扶正李光睿，以其为定难军节度使。

　　这道任命，算是给了李光睿名分，但已经分裂的拓跋李氏，却再难回到当初。也因为朝廷的手段，李光睿心中愤懑，对朝廷日益不满。

　　而在定难军内部纷扰不断之时，其南面，却有一个吃瓜群众，高绍基。到乾祐十五年，高绍基对延州的统治，已然名存实亡，高绍基虽然仍保留着节度使的名号，但军政实权已然被朝廷所掌控，枢密院派了个名叫曹翰的将领主持延州军事。

　　而高氏一族，也陆续迁到洛阳，高绍基也两次向刘承祐请命，希望能回朝任职。

　　党项事务之外，朝廷对陇右、河西方面的开拓，也在持续进展，与回鹘、温末、吐蕃的交通往来愈加密集。褒国公王景，在此前西拓的基础上，继续西进，重新把兰州纳入管理。

　　兰州以西，继续遣人招抚，因为拓地兼抚戎之功，王景在乾祐十四年，正式由渤海郡公的晋爵褒国公，而王景至此已七十三岁，可以说，其晚年基本都奉献给了大汉在西面的事业。

　　至于同大汉联系已深的凉州，在多年的铺垫下，也由中央派遣了几名官吏前去，进行管理。折逋氏在朝廷支持下壮大，冠绝温末诸族，原本是有所忌惮的，所幸其还算老实，没有为此设阻，走那取死之道。

　　到乾祐十五年，大汉的势力，已彻底推进到河西地区，影响遍及河西走廊。而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则是，在这种回归式的拓展过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西北的诸多部族中，多了不少敌视的目光，反对的声音。

　　而控制甘、肃地区的甘州回鹘，在大汉的这种扩张势头下，也表现出了浓浓的忌惮。也就是大汉的脚步比较稳当，采取的也是温水煮青蛙的手段，经济利益在前，政治手段随后，再有军事实力威慑，方才没有大的动乱。

　　当然，随着卢多逊及诸位将吏关于各项西北事务的汇报，在刘承祐心里，也已勾画着一幅蓝图。西北地区，在将来还是需要整改的，在重返河陇乃至西域的过程中，怀柔是必须的，但不能作为唯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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