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二十一年盛夏悄然降临，只不过，今年的夏季，今年的夏季，显得温和而从容，让人感觉不到多少炎意，东京不论是达官贵族还是市井小民，都享受着一份惬意。

　　当然，这份享受的代价却是严重的，包括钦天监、户部农科以及朝中的一些有识之士，都在上表示警，气候有异。

　　各地的官府及农官，也都上表陈情，说今年粮食可能歉收，这不得不让朝廷重视，因为从过去几年各类粮食的出产入库统计，可以明显地发现，整体水平，是在逐年下降的。

　　而大汉人口又在不断增多，已经很多年没有感受到粮食压力的朝廷，又再度笼罩在那抹阴影之下。

　　在这方面，不得不重视，政事堂也降下了严令，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粮食歉收，那就要做好赈灾准备，以免出现饥荒。

　　大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家底，还是十分丰厚的，尤其是最近十年，更是一段黄金发展时期，全国各地的仓储，基本都处于满仓的状态，户部甚至已经开始对陈粮腐米进行清理更换，当然，又闹出了一些贪腐弊案，也顺便清理了一批蠹虫。

　　即便有足够的底气，也不免让中枢的当权者们劳心伤神，毕竟，仅在这还没有结束的开宝二十一年上半年，大汉就不怎么安宁。

　　当然，内部矛盾，尤其官场上贪腐经过去年的清洗，得到了一定缓解，上层的肉食者们安分了一些，收敛了一些，低调了一些。

　　对于各地行政上的一些弊端，也开始着手解决，逐步缓和。但是，战争却像一个幽灵，盘旋在大汉上空，带有强烈的不确定性，祸福难料。

　　不只榆林在平叛，西域在大动干戈，云南道又起反复，安南以及被灭国的占城土著也起了抗争，安东方面，以蒙兀室韦为主北室韦人开始南迁西进，侵犯安东境，刘煦也遣兵征讨驱逐，当然，漠北的契丹人也感受到了威胁，同样发兵东征，再度有扩张之象。

　　在南洋，酝酿多时，对三佛齐国的讨伐也终于展开了，由安南都指挥使率领海陆军两万余人南下。

　　由于此前的出众表现，郭良平不只依旧统率着安南舰队，刘皇帝还让他兼任安南都指挥使的职位，就是方便他统领海陆军队，进攻三佛齐。

　　对于这四面拱火的情况，朝廷内部争议很大，就是赵普也明确反对，虽然除了西域，都是些小打小闹，但保守的力量无处不在，也形成了一种比较大的声音，但最终都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有的事，不得不做。李继迁之叛就不必提了，那属于内部叛乱，是必须以雷霆手段剿灭镇压，震慑那些逆乱分子，这属于政治正确，谁敢劝阻，就是自绝于刘皇帝，自绝于大汉朝廷。

　　至于打黑汗，在刘皇帝看来，你不去打他，他也会来打你，与其被动受侮，不若主动出击。更何况，拿下黑汗，对于大汉而言，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至少东西贸易通道上能够减少一个危险贪婪的吸血者。

　　唯一值得商榷的，大概是对三佛齐的战事，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属于大汉这边主动挑事，其中反应出的是大汉海上贸易的扩张性，是为了维护南洋航道与贸易通道的安全，体现的也是一部分海军将士的进攻意志。

　　哪怕就冲这一点，对郭良平为首的一些海军将领的要求，刘皇帝也要支持。何况，打一个看似强大，实则还是土著势力的三佛齐，刘皇帝也不觉有什么困难，出一偏师，只怕比之当年教训高丽还要轻松。而三佛齐三番两次拒绝朝廷的“善意”，这是不顺从的表现，也该予以教训。

　　至于安东那边室韦人的迁移入侵，就更不足为道，可以看作是土著蛮人的骚乱，安东都督府自己解决即可，倒也无关大局。

　　只是，当这些情况综合起来，一起呈现在中枢大臣案头时，就不免感到担忧与为难了。

　　大汉建国已经三十五年，在这三十五年中，文治武功上的建树都值得称道，而挺过了这三十五年，上上下下对国家的认同也已经形成，政治上的平稳，经济上的繁荣，似乎也证明了，大汉不会是一个短命王朝，这足以让人安心。

　　但伴随着的，是以贵族官僚为主的保守势力的抬升，保守意识的加强，历史的惯性让他们在队内事务上，为了帝国的稳固，为了阶级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吝一切手段去维护。

　　而在对外事务上，就不可避免地，做一些看起来更加稳妥、安全的选择。海外贸易的兴起，确实让一部分新兴阶层抬头崛起，但那仍旧是少数。

　　大汉的基本盘已经够大了，内部的资源也足够让绝大多数的上层阶级吃饱喝足，因此，他们习惯性地偏向于把内部经营好，而不愿意贸然扩张，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

　　不论是西征还是南下，都体现着刘皇帝的意志，在这方面，刘皇帝就是一个少数派。

　　当然，保守势力的考虑也是有依据的，最近的教训，盯着李隆基就行了。当然，没人敢把刘皇帝比作李隆基，但观近些年朝廷内外的形势变化，把赵普当作李林甫的人却有不少。

　　打就打吧，既然亮了刀子，不见血，没有足够的收获，怎能轻易罢兵。在很多朝臣的考虑中，只要战事进展到一定程度，达到一些可以接受的目标，就可以上谏罢兵了，恢复和平稳定了。

　　但是离弦之箭，是不好把握的，只两个月的时间，就让大汉朝廷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想法，有些天真了。

　　尤其西域的战事，随着前线的战报不断传来，巨大的伤亡，血淋淋的数字，让很多人心生隐忧，当然，他们不会承认内心的胆怯与保守。

　　在建国以来，历次战争中，上百万的伤亡历历在目，与之相比，龟兹城下的死伤，根本算不得什么。但这并不妨碍一些熟知历史的人以史为鉴，笃定如果不压制扩张的欲望，那么西域战事必然会成为朝廷的国力丧失的一个出血点。

　　哪怕摆一些现实的东西，为了支持西域数万大军，单靠河西是不够的，还得从西北抽调人物力，方才能够满足，这本身就意味着巨大代价。

　　毕竟，西域的汉军可不是发一把武器就成军的，这几乎可以看作是冷兵器时代军队的巅峰，配套的军需是极其庞大的，毕竟汉军有着奢侈作战的传统。

　　再者，由于李继迁之乱，矛盾重重的西北地区，本就不稳，攘外必先安内，哪有一边平叛，一边对外大举征伐的，仅从兵家而言，都属于大忌了。

　　异议之声虽大，但都被压抑着，因为支持的人也有不少，并且硬实力要更强，刘皇帝这个占据着最大话语权的皇帝就不提了，西北军方以及那些有子弟参与西征的贵族，同样支持，毕竟不能拖自家后人的后腿。

　　如果说西域战事，迫于朝廷强权的压力，不得不捏着鼻子认了，那对三佛齐的战事则完全超出大多数朝臣的意料。

　　郭良平提交的作战计划，是出兵占据蒲罗中岛，建立海军基地，以战促和，目标完成即可。

　　但这水陆兵马一发，就有些收不住了，在成功夺取蒲罗中岛之后，郭良平又以三佛齐不肯臣服的理由，派军深入其地，攻城略地，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南北对进战略计划，意图从占城地区通过陆地南下，彻底平底三佛齐地区。

　　要知道，如果按照郭良平的想法来做，那把安南与三佛齐国隔开的真腊国（吴哥王朝）就是个避不开的话题。

　　总不能再把与真腊国的关系搞僵，扩大战火，至于郭良平提出的“借道”一说，朝臣更是嗤之以鼻，这家伙就是想扩大战争，向朝廷要兵要粮。

　　真腊国在当下，可是中南半岛上的一大国，虽然不被朝廷看在眼里，但那仍旧是一个百年政权，有自己的辉煌与繁荣，当初汉军扫平安南，并在后续剿匪的过程中覆灭占城之后，就已经引起真腊的担忧与忌惮了。

　　如今，与三佛齐的战事还没结束，若是再让战火漫卷中南半岛，那样的后果，只怕以大汉也难以承受。

　　过犹不及的道理，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因此，不论是文官集团，还是枢密院，都对郭良平的建议予以否决，枢密院甚至下达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制书，让郭良平打好三佛齐，尽快结束战事，逼迫三佛齐求和，承认大汉对蒲罗中岛的占领。

　　如此方才打消了郭良平拓地数千里，晋爵封公的野望，但即便如此，向朝廷伸援的手依旧不依不挠，要兵、要粮甚至要人。

　　这件事，传到刘皇帝耳中，对政事堂以及枢密院的决策，刘皇帝同样选择支持。郭良平的开拓进取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经过一次远航之后，这家伙的视野更加开拓了，这扩张欲望也彻底燃烧起来了，必须得给他浇一盆冷水，让他冷静一下。

　　过度的扩张，可不是好事，这一点，在朝廷内部还是有一些共识的，过去朝廷也深受其苦。哪怕是对黑汗国的战争，倘若没有那些“意外”因素，最终也未必会诉诸于战争手段。

　　而在对南洋的扩张上，刘皇帝固然持支持态度，但他更希望的，还是经济扩张，以资源掠夺为主，至于灭国拓地，大可不必，像三佛齐这样不听话的小强，打服即可，甚至扶持一个新政权都行，全贪全据，实在没有那个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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