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存在一种人，在外面彬彬有礼，讲文明懂礼貌，口碑极好，但一回到家，立马大反转，虐伴侣、揍孩子、邋遢，当大爷什么都不干。

这种人就是注重公道德，却忽略私道德的人。

社会的道德秩序和强人辈出将这种存在心理疾病的怂人逼进好人阵营，但一旦施加在这种怂人身上的枷锁不再稳固，原先只在家里出现的魔鬼便开始游荡人间。

被打疼、枷锁于身的东洋人绝大多数就是注重公道德、忽略私道德的这种人，他们从小被灌输“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出门在外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行为，生怕因为自己不得体而给别人添麻烦。

东洋女人不化妆一般不会出门，她们认为这样做很失礼，对他人不尊重，会给别人添麻烦。

在东洋人的意识里，着装不干净、不体面，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也会给别人添麻烦，让自己难堪，不好意思。

东洋人极其严谨，在细节上会做很多功课，这导致了东洋是一个很有“型”的国家，在各种细枝末节上都有相应规定，有很多规章制度、礼仪礼节要去遵循。

也就有很多所谓的正式场合，入园式、入学式、毕业式、成人式、面试、婚礼、丧礼都是正式场合，甚至连就职时的企业说明会在东洋人眼里，也是很正式的。

过于严谨在一定程度上带给东洋人较顽固的性格，不太懂得变通。

“既然是这样规定，我们就好好去遵循。”

“不好好遵循，违反了规矩，给别人添麻烦，让自己也很难堪，多不好。”

“大家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肯定不会有什么差错。”

日语里有“無難”一词，充分表明了不少东洋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中庸性格。

东洋人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讲究中庸之道，注重“和”文化，这个“和”既有跟他人和睦相处，尽量不产生矛盾纠纷的意思，也有在各种场合礼仪上尽量保持一致性，不标新立异，不做出头鸟，不做异类的含义。

东洋人交谈时的相槌（附和）以及暧昧（含蓄）都体现了这一点，甚至下班后一起去居酒屋，点的第一杯饮料都是啤酒，从第二杯开始才是点自己喜欢的。

在奥多摩町待了一天一夜，冼耀文回到东京便来到银座的一间喫茶室，点一杯咖啡，点上雪茄，融入烟雾缭绕间。

他手里把玩着一顶帽子，费多拉帽，来喫茶室的路上在虎屋帽子店买的。

费多拉帽在东洋很流行，上班的体面中年人几乎人手一顶，官员也是一样，费多拉帽几乎成了标配。

这个帽子在中国前些年也非常流行，俗称礼帽，从老蒋到杜月笙无一不戴，就是李云龙、楚云飞、许文强、丁力等虚拟人物也是戴的。

只不过礼帽很多时候是费多拉帽和巴拿马帽融合而成的四不像，也可以说是经过改良、执行厄尔瓜多标准、更适合中国绅士的礼帽。

费多拉帽毛毡制作，非常暖和，适合冬天戴，巴拿马帽巴拿马草制作，非常透气，适合夏天戴，中国礼帽夏冬皆温，一顶帽子整年可戴。

费多拉帽也是意大利人的心头好，卡罗·甘比诺曾经送给冼耀文一顶Borsalino牌的费多拉帽，这个牌子几乎成了顶级费多拉帽的代名词，就是哈西迪犹太人头上的大黑帽也多为这个牌子。

冼耀文把玩了一会费多拉帽，还是决定不薅这撮羊毛，费多拉帽当下在东洋虽流行，但坚持不了几年便会沦为小众，现在进入该领域，有点接盘侠的意味。

进口的巴拿马帽和仿巴拿马帽的本土产平顶帽，以及经过女性化改良的平顶帽倒是有不错的前景，就是相比费多拉帽一两万円的价格，三四百至上千不等的巴拿马帽、平顶帽，利润空间实属不大。

生产没什么搞头，倒是今年夏天可以走私一批港产巴拿马帽冒充厄尔瓜多产，捞上一笔快钱。

想到夏天，冼耀文的脑子里又开始了跑火车，从《菊次郎的夏天》想到《Summer》、久石让，又想到了蝉鸣、蛙叫和蚊子，延伸出去，想到了蚊帐、蚊香。

从蚊香又想到其中的化学成份除虫菊酯，以及它来时的路“除虫菊”。

几十年前，赫尔曼·施陶丁格和拉沃斯拉夫·鲁日奇卡首先从大量的除虫菊中分离得到杀虫活性物质除虫菊酯，通过化学降解，他们提出除虫菊酯其实由两种化学结构极其相似的除虫菊酯-I和除虫菊酯-II物质组成。

受此启发，他们决定对除虫菊酯的结构进行改造来获得更强杀虫作用的物质，然而尝试多次均以失败告终，尤其是他们始终无法合成天然除虫菊酯中的五元环及环上的联烯支链，究其原因，这是受限于他们早期对除虫菊酯的结构研究不够深入。

按常理，除虫菊酯这样一种来源于植物的天然除虫剂应该会受到更多科学家的关注，可它生不逢时遇到了“鼎鼎大名”的合成杀虫剂DDT。

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发现DDT可以迅速杀死蚊子、虱子和农作物害虫并且安全性高，1942年商品化的DDT上市并在二战后期大大降低了疟疾、伤寒和霍乱等传染病的发病率。

此后DDT便一直占据杀虫剂市场，聚焦于天然除虫菊酯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DDT是什么货色，别人不清楚，冼耀文还是清楚的。

他放下帽子，轻抚下巴，沿着DDT往下深入思考。DDT是瑞士巴塞尔化工集团的产品，这个集团由汽巴公司、嘉基公司和山德士公司联合组成，去年已经解散，不过这三家公司将来兜兜转转还会走到一起，组合成诺华制药集团。

DDT严格来说是嘉基的产品，嘉基成立快有两百年，规模一直不算太大，但自从旗下研究人员保罗·穆勒发现了DDT的杀虫功效，嘉基便一飞冲天，在杀虫剂和制药领域全面开花，名声响彻世界。

如果他对除虫菊酯展开深入的研究，同时收集DDT危害的各种证据，等研究有了成果，让一个正义的科学家为地球发声，指出DDT的危害，打嘉基一个措手不及，既踩着DDT成就自己的成品，也可以提前在巴塞尔布局，吞掉嘉基，一只脚踩入瑞士生物制药领域。

琢磨了一会儿这个事情的可行性，认为可以深入思考后，冼耀文暂时将此事放下，思绪回归服饰领域。

上一世2010年时，他来东洋视察家族在这边的产业，参观家族在这边开设的高端养老院时，顺便了解了“孤独死”和特殊清扫行业。

在东洋兄弟姐妹如同陌路，父母和子女之间数年不联络的比比皆是，每年都有不少老人孤独的死在屋里，发臭甚至已经化为尸水才被发现。

他当时在银座的夜总会一边和四十出头的银座第一女公关聊天，一边深入琢磨孤独死这件事，经过两个小时思考和阅读数据报告，决定进入特殊清扫行业，做起了收尸的买卖。

还别说，有多没少，一年稳当当4000万美元左右的营收，纯利润能有一半。

也是在那时，他细思了东洋人的私道德和公道德，庆幸通过私道德之研究多了一笔够自己小女买娃娃的收入之余，也为错过公道德红利而懊恼了数分钟。

明治维新以前，东洋人都穿和服。明治维新之后，上层社会中的男士开始流行穿西服，后普及全东洋。

就说此时这个时间点，喫茶室里的客人无一不是收入较高的群体，凡是男性，都穿着西服套装——西服、西裤、白衬衣、领带、皮鞋，这在东洋的男性群落已经成了成功人士和白领上班族的标配。

一般的男性白领至少添置三套西服，如果只有一套，会让周边的人感觉寒酸，领带起码五条，假如不能每天换西服，至少领带得换一下，不然会让同事觉得昨日夜不归宿。

夜不归宿就是去“干坏事”，虽然东洋人之间不太关心别人的私生活，但穿戴不妥的话，会让八卦的同事说闲话，也有可能存在竞争关系的同事来一手推波助澜。

下班后去居酒屋喝一杯的流行文化已经形成，歌舞伎町正是最兴盛的时候，但家庭生活水平刚改善未久，大多数工薪家庭的烦恼主要围绕“用钱紧巴”这一个，出轨文化刚冒出一颗小嫩芽，在外面乱搞还不能当作吹牛资本，反而得藏着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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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条件允许，乱搞之人应该在身边常备一条调换的领带，上班时换新的，下班进家门前换上旧的，如此，便能顺利应付两大“邪恶势力”。

视东洋当下职场之现状，西服在东洋的发展依然会如同上一世一般，走入“战斗服”的老路。

过了九十年代，即使没来过东洋，但凡看过几部与职场相关的日剧，便会发现东洋的职场人士穿衣风格几乎统一，不论男女都是西服或从西服延伸出去的女式职业套装。

下班时间可以花枝招展，上班时间必须统一，哪怕是失业状态，工作日的白天也必须西服笔挺出门，假装有工作，绝不能让他人看出自己已经失业。

西服对东洋男人而言是为了家庭征战职场的战斗服，哪怕是当下，不穿一身工整的西服，基本不用参加商社的面试，商社不会录取一名不将商社面试当作“正式场合”的职员。

夏日炎炎之际，东洋男性上班族依然会坚持穿西服，且比冬天多穿一件吸汗的内衣，随身携带的手帕使用频率飙升，行走在外，手帕不时得掏出来擦汗。

显而易见，东洋是西服、领带和衬衣的潜在大市场，随着东洋经济发展，需求量会逐年增多，这是一个大风口，且至少拥有七十年的黄金时期。

好消息是如此，坏消息是西服并不容易做，衣服可以挑人，有些衣服穿在一些人身上相得益彰，穿在另一些人身上互衬丑陋，衣服大可以只和前者做朋友。

做衣服的不能挑人，送钱的皆是客，甭管长相是否丑陋，甭管是否合适穿西服，都得好生接待，不仅忽悠着让客人多买几件，还要让客人高高兴兴离开。

要做到这一点，其他款式的衣服不会太难，西服就是大难特难，西服太吃身材，又高又瘦只需大小合适穿着不会太难看，若是又矮又胖，非得量身打造才能穿出一点人样。

大体来说，东洋男性整体偏瘦，也偏矮，这对生产企业来说好坏参半，好的一面是布料比较节约，成本可以压下不少，坏的一面是西服板型只是流水线作业不行，必须加入量身打造的元素。

而量身打造意味着工时的增加以及裁缝的培养难度增加，另外就是销售的环节变得烦琐。

工业化生产不可能像手工定制一样，历经量身、半成品试穿、修改完成、成品试穿、再修改的流程，而销售对象是上班族，无论时间精力和金钱都不可能付出太多，这就意味着西服必须一次搞定。

客户来到店里，选定一个款式，试穿后如果需要微调，驻店裁缝必须当场搞定，而且时间最好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

这就意味着需要研发出一种新的生产工艺，绝大部分工序在车间完成，只留下一道“收口”的工序，通过收口让西服变得更加合身。

这种生产工艺既要让西服的成品有型，还得控制成本，只有价格合适，穿着又有型的西服，才能牢牢抓住上班族的市场。

按当下东洋白领的收入水平，一件西服定价在一个月的收入左右比较合适，即1万円左右。直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可以给顾客多让利，利润指标定低一点，比如单件7000円。

东洋当下有必要穿西服的上班族，保守估计200万肯定是有的，如果全部吃下，以每人每年购买1.5件进行计算，意味着一年逾4000万美元的利润，即使只吃下三成也有逾1200万美元。

这是一块肥肉，再难啃也得啃下，何况还有衬衣、领带、皮鞋、手帕以及配套的吸汗背心，整体利润完全可以再翻一番。

而且，他还有打造行政西服的想法，融入轻便、降温、不易变形等高科技元素，再融入廉洁的噱头，一身少说也得5万円起。

另外还得按照级别打造不同的款式，课长只能定制课长款，事务次官的款问都别问。

冼耀文在沉思之时，大和制衣的社长石津健介和一个女人正往喫茶室过来。

女人是森英惠，现年二十五岁，东京女子大学东洋文学专业毕业后，又在家族经营纺织厂的丈夫支持下进入裁缝女子学校学习裁缝技能，最近刚刚在武藏野馆附近的拉面店二楼开了一间名为“日吉屋”的定制洋服店。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东京这里的服装从业者同样也有，石津健介在一次同行聚会中认识森英惠，交谈中两人在服装的认识上产生了共鸣。

这次大会长要找他聊聊工作，并指明还要聊一聊洋服，他便邀请了森英惠，打着将对方拉进大和制衣的主意。(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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