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停靠在丹东车站。

  仝兰芝一路打听着来到丹东一建公司，找到一建公司相关负责人。负责人又吩咐其他人员，把仝兰芝带到了陈广良住的医院。

  当仝兰芝看到躺在病床上消瘦虚弱的丈夫时，忍不住鼻子一酸哭出了声。

  见到妻子，陈广良躺在病床上伸手抓住仝兰芝的手久久不愿松手。

  仝兰芝着急地从头看到脚，关切地问：“你这是得的什么病？好好的怎么就病了呢？”说着说着，她又哭了起来。

  陈广良低声说：“开始就是肚子一阵一阵疼，一会一会儿上厕所，后来就发高烧，拉出来的都是脓和血。”

  仝兰芝责怪丈夫道：“你是不是吃什么脏东西了？经常跟你说讲卫生，你总是不当回事。你吃饭了吗？俺出去给你买去。你先喝点热水吧。”  仝兰芝拿过暖瓶给丈夫倒碗开水。

  仝兰芝拿起饭盒到医院外面的小饭馆里，买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她特意让掌柜的在面里加了个鸡蛋。

  陈广良坐起身吃着面，享受着妻子关爱的目光。

  “三十六床！发药了。”护士推着小车进来。

  仝兰芝接过药，问：“医生！三十六床是什么病？”

  护士瞟了一眼干净利落的仝兰芝，说：“中毒性箘痢。”

  “还要多久能治好？很严重吗？”仝兰芝又问。

  “你是三十六床家属吧？你去问问主治医生吧。”  护士不耐烦地说，“三十七床！拿药了。”

  仝兰芝帮助丈夫把药喝了下去。

  她拉开床头柜抽屉，看到半个金黄色的玉米面饼，心疼又带有一些责怪的语气说：“不说到了这里能天天吃白面馒头的吗？怎么就吃这个？”

  她扶起丈夫靠在床头，打来热水给陈广良擦脸，忍不住叨叨着：“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你在朝鲜那么艰苦、危险，也没见你这样。”

  主治医生领着一群同行进来。

  他走到陈广良病床前，亲切地问：“怎么样？今天好些了吗？”

  陈广良看着医生说：“俺感觉好些了，谢谢你救了俺的命。”

  “哈哈，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  主治医生笑着说。

  妻子不解地看着丈夫，又看了一下医生。主治医生开口向一起进来的同行们说：“当时，从劳动教导队送来的中毒性菌痢患者，共有二十多个人，属三十六床病情最重，当时还发了病危通知书。最后通过救治，逐渐好转的只有两三个人，其中就有三十六床。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那些病情不太重的确都抬出去了。而三十六床虽说病情最重，却反而好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主治医生看着同行，大家都摇头表示不解。

  主治医师接着说：“是三十六床这位病人，从不亏欠自己的嘴巴。他不论发多高的烧，不分饭菜的好坏，他都能把它吃下去。而那些抬出去的人，发了烧以后不张嘴吃饭，在腹中无食和细菌的双重打压下，身体就彻底的夸了。所以我说三十六床是自己救了自己。这也说明了病是七分养三分治的这个道理。”

  主治医生说完领着一群人出去了。

  仝兰芝从主治医生的口中，听到劳动教导队几个字，她诧异的看着丈夫，问：“什么劳动教导队？刚才医生说你是从劳动教导队送过来的，什么意思？”  仝兰芝一时懵圈了。

  陈广良正一肚子冤屈无处诉呢，他躺到床上，给妻子详细地说了半年多来，在东北的遭遇。

  陈广良到一建二分公司当副队长后，他虚心向队长请教，向队里的工人同志学习，累活苦活抢着干。二分公司施工的进度居其它几个分公司的前列，年底总结大会上公司领导还点名表扬了他所在的公司。

  春节过后原二分公司队长，调到总公司去了，陈广良升为二分公司队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他就带领工友们掀起了你追我赶的生产建设热潮。第二把火就是解决工人的家庭实际困难，两地分居的夫妻设法让他们团圆；第三把火就是针对有经济困难的，陈广良出头去找上级领导，想方设法给予酌情补助。工友们心里自然很感激，纷纷撸起袖子投入到了热火朝天工作当中。

  高强度的劳动，每月二十九斤定量口粮，虽说比全国其他地区的标准高了好多。但是，高强度的劳动，工人们不到饭点肚子就跑起了火车。几年的饥荒，人们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饭量都特别大。

  有一天，工友张大柱他家属，和公司办公室主任胡百行的家属，一起拿粮本去买口粮。她无意间看到他们家大人都是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口粮。

  建筑工人们每天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的高强度的体力付出  ，口粮却比做行政工作的人员少？这个发现在工友们中间传开了，大家愤愤不平。

  陈广良特意召集工友们开了一个会，会上他希望大家不要轻信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还是要积极的做好本职工作，不要影响工程进度。

  后来，陈广良从多个方面暗暗地探听调查，证实公司里确有此事。行政办公室人员口粮确实高于一线出体力的劳动群体。

  国家明文规定，工作在一线的体力劳动者，每月口粮标准高于行政人员三斤。可在一建公司里却是是相反的！

  陈广良在一次座谈会上，就这个问题给领导们提了几条意见。

  公司孙书记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通过深入调查核实后，批评并处分了胡百行等有关负责人，立刻落实了工友们应有的福利待遇。

  好景不长，在一天夜里，大家在宿舍里睡得正香，一辆小车开到二分公司宿舍门外。下来几个人，大呼小叫地叫出陈广良，说是领导有事找他。

  陈广良就这样跟着那几个人上了车。

  其实根本不是有领导找他，而是被某些人打击报复，戴上了莫须有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陈广良上车后着急地问：“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车上人并不说话，而是直接把陈广良送到丹东市劳动教导队。

  劳动教导队里，生活设施差不说，伙食标准也非常的低。卫生状况差的就更不用说了，到了劳动教导队时间不久，就出现集体感染中毒性菌痢的事件。二十几个人抢茅坑都抢不过来。身体虚弱又吃不进去东西的，频繁的拉了几天后就彻底的躺下了，甚至丢了性命。

  发烧、血便使人浑身无力，没有食欲。陈光良每天咬牙强行吞下粗茶淡饭。他告诉自己不能把命丢在这里，家里还有妻儿老小呢。

  他不停地写申诉状交给管教，但每次都被管教训斥道：“右派分子，还想翻案。”  随手将诉状材料丢置一边不予理会。

  同时感染箘痢的工友，每天都有被抬了出去的。劳动教导队的领导这才紧张起来，将剩下的二十几个人，转到了丹东市二院接受治疗。

  陈广良转到二院躺在病床上，看到随来的管教和以前的管教有些不一样，并不对他们吆五喝六的。他试探着托他递交上自己的申诉材料，这位善良的管教将诉状立刻交给了劳动教导队的李队长。

  李队长仔细地看了陈光良的诉状，来到陈广良病床前，说：“你这明显是被某些人打击报复了。为工友的应得利益给领导提了几条意见，算什么罪名呢？你说你这个右派当的冤不冤？就你这身份，解放军  ，志愿军，可以说是老革命了，竟然也有人对你下黑手，还因为这个病差点丢了性命。

  把你家人地址给我，我替你给她以一建公司的名义发个电报。让你妻子来拿上你的诉状往上告，向上反应，为您喊冤。我不信没有公理。回头我再把你的申诉转给一建公司孙书记一份。”

  听了陈广良的遭遇，仝兰芝握着丈夫的手攥的更紧了，她摇着头说：“你真是本性难改。”

  以后的几天，仝兰芝拿上丈夫写的申诉状，先找到教导队的李队长。在李队长的指点下，  仝兰芝来到丹东一建总公司，找到公司党委孙书记。

  孙书记收下诉状，让仝兰芝在医院好好照顾陈广良，等他的消息。

  十多天以后，陈广良的身体在医护人员和妻子的细心照料下，渐渐的基本恢复了正常。

  一天早上，仝兰芝正在照顾丈夫吃早饭。

  丹东一建公司领导派人提着水果来到陈广良病床前，转达了公司诚挚的慰问。并正式地宣读了关于撤销对陈广良同志右派分子的错误的处理决定，从即日起，恢复陈广良同志的名誉，恢复原职。特别还提到分配给陈广良同志一套住房，欢迎把家属也调来丹东，夫妻二人一起建设边疆。

  陈广良听来人宣读完毕，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面无表情的凝视着病房的一角，并没有表现出人们期待看到的那种欣喜若狂。

  为打破僵局，仝兰芝面带笑容地向公司领导和来人表示了感谢，冤情得到昭雪，是当下最大的好事。

  陈广良闷声怼妻子说：“本来就是胡百行他们不对，事情败露后打击报复我，把我偷偷地送进劳动教导队，害的我差点命都丢了，谢什么谢？”

  那两个人看陈广良还满腹怨气，难为地手在胸前搓来搓去，抱歉地安慰着陈广良。

  仝兰芝送他们离开病房时，不好意思地对那两个人说：“俺们家那人不是冲你们的，还请你们多多谅解。”

  那两个人说：“大姐，我们能理解，陈队长受了冤屈，遭了那么大罪，放到谁身上都气不过。”

  陈广良恢复名誉后心情一下敞亮了，浑身都感觉到了轻松，并很快办理了出院手续。

  出院后，他与仝兰芝来到教饭队找到李队长，深深地表达了感谢之情。

  李队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说：“一建的上层领导还是能主持公道的，特别是孙书记，还给你争取了一套住房，回到单位后好好干，二分公司的弟兄都还等着你呢。记住，轻易不要得罪小人。”

  陈广良却愤愤地说：“那个伤心之地我是不会再回去了。”

  不论好心的李队长如何劝阻，也不顾妻子的苦苦劝说，陈广良绝然地拉着妻子来到丹东火车站，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陈广良就这样，把复转军人证、档案一起永远地留在了丹东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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